王守仁何许人也？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历史上王阳明的名字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幼名云，后改为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姚江穿城而过，故阳明学又被称之为“余姚之学”“姚江之学”。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造草堂，世称“阳明先生”“阳明翁”等。

11月29日下午，马将伟副教授从王守仁的生平开始，以腾讯会议的形式，为听众带来了一场题为“《传习录》——‘吾心光明’：王守仁‘滿街都是圣人’的思想史意义”的专题讲座，这也是“百书阅读 百场讲座”的第七场讲座。

马将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主要讲授《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美学》《明清文学思潮》等课程。

马将伟副教授

马将伟副教授的讲座主要包括“王守仁生平”“传习录”“阳明之学术成就”和“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史意义”四个部分的内容。

“王守仁生平”部分，马将伟副教授以叙说的形式，介绍了王阳明先生名字的来历，以及王守仁的先世从山东而来，并繁衍生息至绍兴、余姚的迁徙历程和历代先世的学识及成就。如其高祖王与准，精通《礼》《易》；曾祖王世杰，以明经贡太学；祖父王天叙，号竹轩，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封翰林院修撰；父王华，字听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又因在龙泉山读书，称之为龙山公，成化十七年（1481）赐进士及第，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马将伟副教授指出，值得一提的是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悟出的“心即理”的思想，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提出“知行合一”之说。

“传习录”部分，马将伟副教授详细地介绍了《传习录》的来历以及各类流传后世的《传习录》版本情况。他说《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门人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薛侃刻印《传习录》于赣州，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本刻本语录包含“徐爱录”14则，“陆澄录”80则，“薛侃录”35则，共计129则。而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钱德洪、王畿编撰，胡宗宪捐资，唐尧臣、桂軏校订，于杭州天真书院重刻的《传习录》全本（简称“胡宗宪本”），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基本定本完成，本刻本分上、中、下三大卷十一小卷，目前的通行本《传习录》是由钱德洪最后定稿完成。隆庆六年（1572），明廷决定再次刊刻“阳明全书”，江西谢廷杰任主事，将胡宗宪本《传习录》汇入“全书”，在内容上移出《示弟立志说》，编入文录，增收《朱子晚年定论》，为《王文成公全书》前三卷，即今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通行本《传习录》之由来。

在“阳明之学术成就”部分，马将伟副教授浓墨重彩的介绍了王阳明学说对世界的影响。马将伟副教授特别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王阳明是明代第一理学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功臣。阳明学是中国最早提出尊重人的个性的学说，欧美学者对阳明学的关注也先于程朱理学。

“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史意义”部分，马将伟副教授强调，在传统儒学中，圣贤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只有“圣人”才知“天道”。由此而产生出“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体系，也影响到了文艺理论方面。而王守仁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中以圣人为宗的思想，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圣人可学而至”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回到“个体自我”的现实中来，消解了众人与圣贤之间的距离。王守仁所言之“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凸显了“自我”价值的决定性。这是与其“致良知”之说紧密相关。“致良知”强调不思不虑的先天直觉，而反对宋儒之格物理论，总体上呈现出“反知识”的倾向，在“反知识”的倾向下，经典的权威被解构了，“宗经”的观念逐步转化为“我言可经”的观念，这是陆九渊“六经注我”、陈献章“六经皆糟粕”观念的进一步系统化。

最后，马将伟副教授对“满街都是圣人”的文艺影响简要谈了两点，一是晚明“反复古”的性灵文艺思潮的兴起。写诗作文不必以古人为准，由此而出现了明代诗文领域复古与反复古两大文艺思潮的交相辉映。二是重视愚夫愚妇之民间语言，诗学上强化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