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创作的政治类著作。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该书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4月26日下午，第六期“百书阅读 百场讲座”的第四场讲座在图书馆504会议室举办。本场讲座由熊琦博士主讲，讲座题目是“历史视野下的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熊琦博士是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广州大学粤港澳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超高清内容生产与智能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媒与政治研究、纪录片研究，讲授《媒介文化与批评》、《传播学概论》、《纪录片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一项，在《新闻大学》《天南》等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熊琦博士讲座

在讲座中，熊琦博士首先介绍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成书过程：1993年，冷战结束不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一经发表即引起各国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争议。1996年，亨廷顿将自己对别人批评的辩解整理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从而形成了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体系。

“文明冲突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包括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全球化，熊琦博士对上述背景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文明冲突论”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冷战之后，如何认识世界政治格局，或者说冷战之后，采用何种“范式”来解释世界政治。接着，熊琦博士指出“文明冲突论”与之对话的四种范式分别是历史终结论、两个世界范式、国家主义范式、“混乱的范式”。

熊琦博士重点分析了如何理解西方语境中的“文明”，他分别介绍了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叙述和西方殖民历史中的“文明”。然后介绍了“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与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接着，熊琦博士分析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两个阶段。冷战前，文明的冲突表现为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冷战后，文明的冲突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最后，熊琦博士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文明间的冲突：文明的差异是基本的差异；世界距离的拉近，既强化了文明意识，也强化了彼此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全球化的到来使人们超越本土认同，民族国家不再是认同政治的唯一来源；西方处于权力高峰与非西方文化的崛起。